张耒在其笔记《明道杂志》中记载了一段当时基层官制的沿革：

國初時，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，年各已老，故所臨多貪闒，幾與民為等列。然多曉田裡間事，又既不自尊大，則民間情偽利病得以上達，故下亦頗安之，稱得人者亦十四五。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。自範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，有出身三考，無出身四考，有舉主始得作令。自此舊弊盡革，為令多新進士。不然，則人家子弟所臨，漸漸曉文法，皆潔己求進，吏民畏仰之矣，人皆以為便。某在洛中時，見一二老成，所論異於此。其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，而與民意親，上下相安，往往蒙利；今令徒文具可以為美觀耳，於民無甚益。往時雖有求於民，而民樂輸，不以為費，比之事鞭棰以急稅賦，擾田裡以督期會，則大異矣。自舉令以來，民不敢仰視，令矣何有哉？此說亦有理。

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期，基层乡村的官绅共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• 五代时军阀割据，地方割据势力往往需要仰赖土豪阶层，不管是征税、力役，都需要乡村土豪阶层的合作才能进行，地方官吏也多由当地选人担任，为第一阶段。
• 至宋初这些地方割据军阀消亡，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大兴科举，以中央京官委派为地方长官，以知县逐渐取代县令，肃清藩镇遗毒，再辅以乡绅阶层为主的僚佐幕职（主簿县尉）共治，是为第二阶段。
• 这种情况延续自仁宗朝范仲淹庆历新政，再次对县令及幕职下手，通过加强磨勘和举主方式，自此基本将地方土豪阶层踢出了基层政府官员行列，也即是张耒笔记中所讲到的第三阶段。

对于这种变革，张耒记载了他在洛阳时「一二老成」说的弊端：

旧时的县令，虽然缺乏对地方的管治力度，人员质量也参差不齐，但他们与民同列，起码是与「民意」相通的，朝廷之税赋力役，可以通过乡绅阶层作为润滑剂，从而得以调度，而各类政策在基层实施之效果亦能共情并予以上达。自换作新式官吏均由中央举任以后，官府越过乡绅土豪，直接以公权力对乡间「鞭棰」督收，从此乡间「大异」而民「不敢仰视」。

中国自来有抑豪强、抑兼并的政治正确，也有提倡官绅民共治、相互均衡制约，左派人士大都倾向认为所谓乡绅豪强并不属于「民」的范畴，以至近代已被「土豪劣绅」一词所取代。此种观念以为豪强与乡民为二元对抗，需以公权力抑制乃至消灭豪强阶层，而平民百姓乃能得以获利。而右派基于警惕公权力的出发点，以为无论豪强或乡绅均为民之一员，造成平民苦难的从来第一位都是源于官府的予取予夺，此处我并不想支持或反驳上述观点。

我只记录自己读书时的一点笔记。

熙丰变法中有一项农田水利法，此法以下又有「淤田」一法，大致做法就是从河堤打开个口子，人为制造洪水引河水淤泥将原本不适合耕作的盐卤荒地变为良田。而淤田所得良田则收归朝廷所有。熙宁年间时就出了这么件事：

当时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的太监程昉，在原武、雍丘等县大搞淤田，结果「堤坏水溢，广害民稼」，当地乡民之农田、房舍、坟墓均被人造洪水所破坏，又苦于民情无法上达，只有组团去汴京上访，到了这里新党骚操作就来了，他们开始截访恐吓，于是上访团改变说法，去的目的变成是要去感谢朝廷实行淤田，于是王安石「大喜」，称赞民心可用。

虽然经过一通粉饰，但最终此事还是闹得太大，被各方弹劾，此时程昉对自己的辩护是淤田之举是乡民百姓自愿乞求，而当弹劾官员提出并无当地乡民自愿和同意的证据时，程昉才承认这个请求淤田的状子，出自于地方官府，并没有百姓什么事。

换句现代网络的流行语，你不能只在民意支持你的的时候才赞颂民意，对于这个窘境，王安石开始发挥其辩论专长了，他直言淤田只要取得当地官府同意就行，不必逐家逐户去调查，换言之当地官府已经代表了当地民众之意愿，而且就算这事情真的违背了民众的想法，那也没什么好怪罪的，比较起朝廷获得的利益，这点百姓的损失和诉求无足轻重。

也就是说，当民意支持我的时候，我赞颂民意，当民意不支持我的时候，我便用支持我的官府去代表民意。

至于依旧不支持我的那些人，只是一小撮刁民，被地方豪强所鼓动绑架的愚民，逻辑闭环了。

这还是中央集权薄弱，尚无法完全掌握基层的宋朝，到了明清，在公权力的逐级掌控下，基层的乡绅豪强已完全失去政治话语权，沦为依附于地方政府的爪牙，可以官民良性共治的空间早已沦丧殆尽。

在这种历史路线上，不管是抑豪强、抑兼并，还是官民共治、相互均衡，都是不存在的，因为豪强乡绅早就与公权力合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