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大部分民众渴望、赞颂自家的明君雄主能够开疆拓土、国家机器滚滚向前时，也要做好自己会成为牛马或柴火的命运。一边赞颂国家对外族手段足够脏，另一边又咒骂八千湘女上天山这种事情，已经有点黑色幽默到接近地狱的程度了。

很多人说到宋朝，就是怂、大送、是积贫积弱，然而事实上在北宋的中晚期，神、哲、徽三朝数十年间，北宋其实一直在开疆拓土，在一个朝代的晚期还能实现对外领土扩张，在中国传统朝代中是很罕见的。

其实商朝也是如此，直到牧野之战被偷家一波送走。所以商宋一家亲，又一力证。

打仗打的就是经济，动员、后勤、占领和经营都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，从王安石到吕惠卿到最终的蔡京，他们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通过新法，为皇帝、朝廷筹到这一笔笔战争经费，从变法前持续的财政赤字，到后来持续多年对外战争国库还有盈余，还能支撑起赵佶所谓的「丰亨豫大」、「惟王不会」，这些都离不开新党、新法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王安石确实实现了他的口号「富国强兵」，而新党也确实成功了，即便最后在靖康被一波送走。

但世界是唯物的，或者说，它是要尊重客观规律的，它是不以人尤其是一个普通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

所以熙宁初年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，司马光一直讲的是「分配」问题，不止是天下财富的分配，还有财政支出的分配，财富不会因为朝廷会理财就凭空产生，必然要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，国家财政的额外支出也不会因为会理财而保持其它支出不降，必然要导致支出分配方案的剧烈变化。

雄主在位，独断专行，统一六合成万世之霸业，很巧，王安石也是这么想的，赵顼、赵煦、赵佶更是这般想的。现代某北方大国首领也是这般想的。

所有得到的，必有代价。

那么，谁愿意成为这个代价？

反正雄主和支持雄主的大臣们不愿意。